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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地院針對2014年太陽花學運進占立法院的被告,全數判處無罪,以所謂「公民不服從」來阻卻違法,其適法性與正新車貸款率利試算當性實有商榷之餘地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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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《湖濱散記》聞名於世的小說家梭羅,1849年為抗議美墨戰爭及奴隸制度,在拒絕繳稅遭逮捕出獄後,發表名為〈論公民不服從〉的短文。他主張,只要國家的法律不正當或政策不公,人民就有權拒絕服從。由於公民不服從的目的並非推翻政府,亦非革命,只是將暫時走偏的法律加以導正,故此種舉措,即強調以非暴力進行,致與和平抵抗權畫上等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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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在指稱某一法律或政策不公、不義時,是基於什麼基準?該由誰來判斷?凡此疑問,就凸顯出公民不服從所具有的自然法思想,因超越於法律之上,概念既浮動,亦面臨實踐上的困難。就我國《刑法》來說,雖承認超法規阻卻事由之存在,但以「公民不服從」來否定行為的違法性,似未曾有過。此次北院判決在參考相關學理與資料後,列出7大要件以檢驗太陽花學運的正當性,但法院自行確立的標準,實有使司法權凌駕於立法權之上,踩踏了憲法權力分立的紅線。其次,法院雖列出多項要件,但不外就是針對一個不正的法律或制度,人民基於公益理由,且已無其他合法管道為救濟下,就可以和平、非暴力的方式,對國家進行合於比例原則的抵抗。但法院所列要件,如所謂不義制度、公益或公共事務、非暴力或和平手段、比例性等,皆屬極端不確定的法律概念。以太陽花學運所抗議的《兩岸服貿協議》來說,民眾因此衝入議場,是否屬於最後手段?與執法者產生的衝突能否稱為非暴力等,恐言人人殊。尤其在含糊的界定下,陳情抗議者也都自認是在對抗不正的國家行為,因此未來立法院只要審查爭議性極高的法案,例如年金改革相關法案,若有人衝入議場,並執此判決為依據,第一線執法者將無所適從,警察也會害怕自己的治安維護舉動於事後被究責,動輒得咎。也因此,面臨模糊不清且屬超法規阻卻事由的「公民不服從」,必得由最高層級的法院判決,甚至是大法官解釋,以明確化此等要件。若不如此,引用公民不服從與否,完全繫於法官的恣意與專斷,必引發各界對其意識型態的猜測與懷疑,致使人民對司法更加不信任。(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)(中國時報) var _c = new Date().getTime(); document.write('');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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